中国3G标准幕后：大股东与创业者间的严重内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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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理想主义者的幻觉，还是现实主义者的腾挪，理想破灭后，生活还得继续。经过艰苦的谈判，信威于7月下旬已经完成对瑞平的收购，股东退出价略低于2.5倍回报率，约为9000万元。陈卫也已返任Cwill董事长一职。“创业三人组”似乎又重新开始了合作。
? 信威人事动荡发生后没几天，前北京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李三琦就飞回国内，在陈五福、陈卫、徐广涵三人间进行斡旋。李三琦见证了信威这些年的不易，他不愿看到几个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就此陌路，作为早期的同道者，他对信威所承载的理想主义遭遇的现实挫折感同身受。
? 怀着同样的理想，8年前，他因意识到某种必然而最终选择退出，却也未能全身而退。
? 建树
? 1990年代初，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下称“电科院”)承担下我国ATM(异步传输模式)宽带交换机研制任务，熊秉群领导下的电科院大胆采用“开放式科研”模式，充分利用海外留学人员的技术优势，信威和高鸿都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
? “那时候我们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李三琦回忆说。与徐广涵在智能天线领域的学术地位相当，李三琦当时是国际上ATM宽带交换技术领域的顶尖学者之一。
? 1995年9月，李三琦、徐广涵、陈卫三人联合创立的SANCOM(三信)公司与电科院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凯通达电信高科技总公司(下称“凯通达”)合资成立北京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具体承担研制新一代ATM宽带通信网络的骨干设备的重任。其中，三信以ATM宽带技术折价30万美元、现金30万美元共计60万美元投入高鸿公司，占30%的股份，电科院以数据所技术折价10万美元、现金130万美元共计140万美元，占70%的股份。按照三信与电科院的协定，前8年高鸿的CEO由三信方面提名，董事长由国内指派。高鸿第一任董事长是李世鹤，总经理为李三琦。
? 同年9月10日，三信与高鸿签订关于在美国奥斯汀开发ATM产品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将高鸿开发ATM设备的核心任务放在奥斯汀，高鸿将总资金130万美元在1996年3月之前，分期分批拨至三信账户，专款专用。国内高鸿公司的技术团队被送往美国奥斯汀的三信公司，培养成才后再回国。
? 高效率的良性合作很快取得斩获，合资经营仅仅两年半时间，高鸿就在美国研制成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ATM骨干通信设备，产品运回国后，高鸿开始在国内实际运作。曾在IBM工作多年的全美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黄元庚博士回国出任高鸿第二任总经理，管理高鸿在国内的运营，身在美国的李三琦继续担任高鸿CEO兼总裁。
? 这一阶段的合作中，国内电科院和李三琦、黄元庚等华人技术精英相互信任、尊重，克服了种种体制羁绊，成功的将国际先进技术引入国内，为国内培养了一批至今活跃在通信业界的技术人才，高鸿在骨干网领域也取得技术领先地位，电科院的“开放式科研”模式得到普遍赞誉。
? 1998年9月，高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S1000 ATM宽带交换机通过信息产业部组织的鉴定，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产品实现商用之后，高鸿一举拿下北京、河北、云南等5省市通信骨干宽带网的建设大单，震惊业界。2000年前后，高鸿被称为“国内唯一一家能提供宽带数据通信全线产品的高科技企业”，行业分析师还普遍将高鸿视为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的最大威胁。5省市的骨干网至今性能稳定，“我现在回国见到运营商们，还直夸我们当时的产品过硬”，李三琦说。
?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使得前景光明又踌躇满志的高鸿无法成长为今天的华为、中兴。
? 换人
? 1998年3月，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成信息产业部。当年8月，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被调往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接任退休的熊秉群留下的院长一职。
? 1998年底，电科院突然通知李三琦，提议换掉高鸿总经理黄元庚。由于电科院党组决心已定，尽管李三琦表示强烈反对，最后也只好同意。
? 换完总经理之后，高鸿的经营管理完全由电科院主持，业绩急剧下滑，高鸿公司董事会决议显示，1998年高鸿公司净利润为318万元，1999年却亏损439万元。高鸿很快出现产品积压，仅元器件就积压了数千万元的存货。
? 在此期间，李三琦多次提议，把高鸿下一步产品的研发工作继续放在美国，从事前沿性的软交换技术和路由器的研制，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但周寰明确答复，电科院决定今后不再对奥斯汀的研发提供任何资金。与此同时，电科院却又在其IP研究所单独投了一笔钱研发路由器。不过最后该项目没有做出产品，100多人又都划归到高鸿公司。
? 由于运营商赊账和巨额研发投入引起的资金短缺，高鸿多次通过电科院的担保向银行贷款，累计达1.5亿元，背负巨额债务的高鸿却无法融资扩股，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维持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
? 李三琦回忆，当时高鸿的资金往来直接由电科院财务处统筹，向院党组会负责，无需知会高鸿董事会，“只是每年一届的董事会上通告一声”; 而高鸿董事会成员也几乎每年换一次，由电科院财务处、人事处、科技处等轮流派出，这些董事基本不了解高鸿的内部情况。
? 自1995年开始合营期间，国内高鸿与美国三信公司之间实行严格的会计审核。当时高鸿在奥斯汀花的每一笔钱的账务都要由电科院派驻高鸿的会计师审核通过才能报销，超过一定数额，必须得到国内派驻美国的副总经理签字方能生效。
? 1999年下半年，李三琦和陈五福回国参加当年的高鸿董事会，董事会已经结束之后，按原计划，陈五福第二天即将回美国。当天晚上，李三琦回到旅馆看到时任高鸿董事、电科院副院长邬贺铨在旅馆等他。邬贺铨对李说，周寰决定要换总经理，否则所有董事会决议一律不签。
? 之后电科院院长助理赵辉被调任高鸿总经理，“北京高鸿”更名为“大唐高鸿”，高鸿的公司Logo随之更换，市场销售工作并入新成立的大唐集团统一平台之下。为偿付信贷外债，大唐把高鸿的所有研发停下来，把高鸿的物业也卖掉。至此，高鸿的资金、研发、市场销售等全面纳入大唐集团体系之中。作为合资公司的高鸿失去了独立性，其运作模式与大唐旗下的其他研究所无异。
? “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基于一个说法: ‘国有资产不能流失’。”李三琦说，“1999年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背后的理念，意识到我和电科院领导人无法共事，所以我只得选择退出高鸿的经营管理。”
? 后来，李三琦在美国达拉斯另开办Santera公司，发展为国际知名的软交换设备商，2003年以来，成为阿尔卡特在全球的3G网络产品外包服务提供商。Santera于2005年以7560万美元(购买40%股权)的价格被其股东Tekelec公司收购。
? 退股
? 2001年6月，电科院突然又提出，由于国内无法进行无形资产评估，高鸿已资不抵债，让三信退出高鸿，不然就清算破产。
? 根据后来的庭审记录，2001年6月，时任电科院副院长、高鸿原董事长薛春培发电子邮件《沟通情况》给李三琦，提出关于高鸿公司评估重组的问题，要求三信“拿到现金成功退出高鸿公司，或者折合成大唐股份公司的股票，等待日后海外上市时套现流通”。
? 这是后来三方协议签订的起因。
? 7月18日，薛春培发给李三琦和陈五福的另一封电子邮件中，以近千字的篇幅详述了高鸿“今年将亏损1200万元，净资产为负值”的困难，劝说李陈退股。薛在邮件中提议电科院拿出将近100万美元，其中包括高鸿公司所欠三信公司的53万美元，给三信公司。薛春培在邮件中转述电科院意见说: “初步考虑，除了归还高鸿公司欠你们的53万美元以外，再归还你们的初始投入的30万美元现金并加适当的回报。”
? 此处的53万美元欠款是指几年间高鸿委托三信在美国代为采购仪器、元件等设备并运回国内而由三信垫付的部分资金。
? 薛还在这封邮件中写明了电科院的下一步打算是由股份公司(指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零成本”方式购并高鸿公司，实现业务重组，由股份公司承担高鸿公司全部债务2.1亿元。
? 这其实是电科院需要三信从高鸿退股的根本原因：电科院意图把高鸿并入旗下上市公司大唐电信中，既能用高鸿的技术把大唐电信的股价冲上去，又能把高鸿的债务冲销。但由于政策规定上市公司不能合并其他合资企业，所以必须三信退股使高鸿变为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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