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G标准幕后：大股东与创业者间的严重内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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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机做出来后，陈、徐二人当即回国，接下来，信威的任务是在试验网中继续完善SCDMA。在信威找不到运营商支持SCDMA试验网的情况下，陈卫与李世鹤的家乡重庆市政府出手相助，说服重庆电信在农村地区西彭做SCDMA，以避开城市里已有的GSM和CDMA网络。
? 1997年，SCDMA产品推向固定无线接入市场，信威进入高速发展期。当年8月，第一套SCDMA商用试验网在重庆西彭开通。1998年，信威的3个试验网在重庆建成，当年就实现了4000万元的销售。此后市场方面捷报频传，信威一举拿下重庆电信、江西电信、哈尔滨电信等客户，订单总额达2亿多元。1999年，信威实现了70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这条路走成了。
?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时信威人心头的狂喜。“没有做过自主创新的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人要独立的做一个系统出来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陈卫说。
　　除了陈卫、徐广涵和李三琦三人及信威员工，冒着巨大风险投资Cwill及信威的陈五福，和独具慧眼、敢于坚持的周寰，都是这一历史性时刻功不可没的幕后英雄——如果没有SCDMA这条路的成功，也就没有后来中国人自己的3G大业。
? 之后，周寰大胆采纳了徐广涵在SCDMA技术上搞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框架的建议，徐广涵和李世鹤提出在SCDMA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技术，用TDD方式做出了著名的“中国3G标准”——TD-SCDMA。即使到现在，TD-SCDMA的多个核心专利还都在信威和Cwill手中。
? 直到此时为止，这个故事都是令人感动和值得致敬的，它构建了一条由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投资家们联合铺就的中国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强之路。
? 但不幸，它也自此开始朝令人叹息的方向发展。
? 博纳德投资公司副总裁蒋宁是陈卫在北京牡丹园住所的邻居，蒋宁看重陈卫的人品和能力，决定投资信威。1999年8月，博纳德以货币资金向北京信威增资71.11万美元，占股10%。但蒋宁没想到，他“当了一回倒霉蛋”：一个月之后，陈卫就第一次下课了。
? 首次下课
? 陈卫至今还记得1998年1月的邮电部“香山会议”上，李、陈、徐三人向在座专家讲解TD-SCDMA的情形，“他们俩在上面讲，我在旁边作备份”。
? 多年之后，有媒体解释1999年9月陈卫第一次被信威董事会扫地出门的原因是陈卫不支持TD-SCDMA，这令他觉得寒心。
? “TD的早期研发全部在信威，TD申请国标去国际上开会的费用都是信威出的，我还要怎么支持？”陈卫说，“只是当时信威自己资金都紧张，作为公司总裁，我不能把公司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一项未来技术的研发上，我要生存，我要对公司的小股东负责。”
? 陈卫没有言及的是，当时Cwill的其他股东早就对他向信威开放所有技术参数颇有微辞，更遑论支持信威转向TD-SCDMA研发，他扮演着“里外不是人”的角色。
? 陈卫向记者回忆这段往事：“信威的TD-SCDMA怎么办？我当时提议再成立一家公司，由李世鹤领衔单独运作TD-SCDMA。按照市场规律，这一方案需要理清TD-SCDMA的知识产权，给予专利持有人(信威和Cwill)一定的经济补偿。”
? 但1999年由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而成的大唐集团有着不同的计划。
? 1999年春节，大唐董事长周寰到陈卫在美国的家中做客，让陈提议召开信威董事会，免掉李世鹤的董事长一职。陈卫回忆说，“我就说周院长，如果要免掉李院长的董事长职务，从经营上讲我找不到理由，我认为他是一个技术专家，经营不是他的长项，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弥补他的不足。”
? “事后很久我才领会了周寰的用意，他并不是对作为‘TD-SCDMA之父’的李世鹤有看法，而是想以此把李世鹤调回大唐，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把TD-SCDMA的技术力量从信威转移到大唐。” 陈卫对记者说。
? 这是陈卫和周寰矛盾的开端。“周寰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抓在自己手里，不肯大家一起做。”陈卫说，“就算是为了国家利益，你要把TD-SCDMA拿去，我也没意见，但是毕竟还有这么多小股东，我们大家都投入了这么多财力和精力在里面，你总得讲点商业原则，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来办吧。”
? 如果不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周陈二人可能会成为很久的好朋友。陈卫记得1996年在北京陶然居的庆功会上，每人一瓶五粮液，那是陈卫第一次喝醉。周寰拍他的肩说，“这老弟可以搞！”周、陈一度形同大哥与小弟，“关系好的不得了”。两人同属猴，相差12岁，O型血，均好书法。陈卫说自己绝对是“不超过5个”曾被周寰请至自己家中做客的同仁之一，“大年初一，一家人都在周家过年”。
? 两人具有同样的报国理想、对技术的敏感和执著坚持的气质，最初一刻的惺惺相惜源自于这些共通点。陈卫至今对周寰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周寰非常执著，他说我们做这个工程的目的不是说要证明我们的技术行，而是搞明白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应该怎么趟。”陈卫说:“TD-SCDMA从产业上讲周寰功不可没，首先周寰有这个慧眼看到我们做的东西对今后产业的影响；第二周寰有这种魄力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当时冒那么大风险投资我们，是需要勇气的。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和他与共和国的感情有关。他是一个搞技术出身的官员，到大唐来做董事长，他是很有抱负的，没想过为自己谋什么利益。但他认为这些东西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服从大的利益。他不想大家一起来做。”
? 共通的理想，共同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只因官员与企业家在逻辑和思维角度上的差异而“志同道不合”，并最终悲壮地势同水火。
? 1999年大唐集团成立，当年5月，李世鹤带着6名学生被调回大唐研发TD-SCDMA，信威出资400万元支持该项目，大唐集团副总裁杨毅刚接任李世鹤的信威董事长一职。
? 虽然“TD-SCDMA之父”去了大唐，但由于TD-SCDMA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属于信威，陈卫代表Cwill等小股东与大唐交涉，“我说你不能白拿，你现在没钱没关系，未来再收也行，只要讲点公理就行。”此后，大唐与信威签订了一个分成协议，约定TD-SCDMA未来所收知识产权费的45%归信威。
? 此时，恰逢市场发生重大变局。1999年3月，中国电信大幅下调初装费，出于投资回报考虑，中国电信不再愿意购买信威的SCDMA固定接入系统。4月，国务院批复中国电信重组方案，中国移动筹建工作启动，失去移动业务的中国电信急需可移动的无线接入技术。陈卫认为这是SCDMA不容错过的机遇，前提是信威必须在固定接入产品的基础上尽快推出成熟稳定的无线接入系统和终端，完成其从样机到商用的过程。当时与大庆油田签署的SCDMA无线市话系统部署合同便承载了这一使命，陈卫希望信威的研发人员按时完成大庆的项目，以便向中国电信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参数。
? 从技术上讲，SCDMA具有高频谱利用率、在同一通信距离下最低的发射功率以及便于系统升级和维护等特点。“中国电信等一些运营商都在等信威的移动产品问世，他们认为PHS(小灵通)对一些运营商和地区不适用。”陈卫说。
? 但大唐主导的信威董事会却要求信威把研发人员调往大唐，以补充TD-SCDMA攻关的人才短缺。与此同时，徐广涵作为SCDMA技术的创始人之一，也向投资人和董事会表示，SCDMA的无线固定接入产品并没有更大的市场前景。一时间陈卫的压力巨大。
? “我跟他们讲，技术在这里，只要把市场与技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公司就能生存，为什么一定要好高骛远做最远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短期和长期兼顾？”陈卫说，“但没人听我的。”
? 已经签订的合同得不到人力支持，SCDMA无线接入技术难以推进，信威内部陷于人才争夺战之时，中国电信转而采购“小灵通”。内耗使SCDMA系统的商用推迟了近3年，信威失去了这次稍纵即逝的机遇，也成就了后来的“小灵通”商业神话。
? 9月的一天，没有召开董事会，杨毅刚通知陈卫，他被免职了。
? 10月份，因为被信威**，陈卫卸任Cwill董事长一职，中经合董事长刘宇环接任，后来又由陈五福接任董事长。
? 杨毅刚在信威董事会上提议，因员工群龙无首，既然部分员工要到中兴、华为去，还不如到院里面(指电信科学研究院)去。于是除一个“病号”外，信威的70多名研发人员随后被全部调往大唐。大唐没花一分钱便获得了信威的全部研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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